在中国的航运界，无论是一线的实务操作人员、做教学研究的教师与研究员，亦或是正在攻读航运与海商法专业的学生，可能都不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他自学成才，先后担任过律师、仲裁员；他是中国政法大学、香港城市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十余所海事、政法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不但活跃在香港海商法界，还经常赴大陆讲学、研讨和赠书。大连海事大学前校长
司玉琢教授曾这样评价他，在中国航运界，恐怕没有人没读过他的书。
他就是杨良宜。
2008年6月，我有幸参加过杨先生的讲座，第一次见到了他。彼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和蔼可亲，脸上始终保持微笑；并且一点也没有国际知名法学家和资深海事仲裁员的架子。
2014年4月1日，当我时隔6年后再次见到杨先生时，这位今年已经66岁的老人除了稍显长途奔波的疲惫外，依然眼睛明亮、思维缜密、精力充沛、和蔼依旧。也正因如此，当我和我的同事何怡茹与杨先生交流时，亦没有采访其他大人物时的拘谨。
作为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文件委员会副主席，杨先生刚刚参加完该会主办的二手船买卖法律实务论坛，他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了演讲。
我们的对话，就在论坛结束后展开。
航运界：我们都知道，您年轻时曾是船员，后来才转读法律。当年选择从船上到岸上是因何缘由，您觉得您的经历可以给现在的年轻人什么启示？
杨良宜：说实话，现在年纪大了，对以前的事情记忆有些模糊，也不太想去回忆。总结地说起来呢，一个是客观环境，另一个是个人意愿啦。当时的客观环境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四十多年前，我还在做船员。那时候船上有几个新加坡的年轻人一天到晚在念法律，还要考试。我就问他们。他们回答说，国家有规定的，必须要通过考试，否则没有办法拿到学位。换句话呢，新加坡李光耀是学法律出来的，他知道法律的重要性。当然，不要说年轻人，就算是三四十岁的人，只要肯下功夫学几年，都是没问题的。
航运界：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其实还是要看法律？
杨良宜：如果让你去学乌干达法律你学吗？让你去学孟加拉法律你去学吗？不会的。还是要学英国法。换句话呢，自然科学，比如飞机能飞多高，能不能登录月球了，是能够明显看出差距的。但是社会科学就很难看的，表面看上去没什么差别，一到国际商业上就会吃亏。很少有中国人知道思维和逻辑的完整性。
我们中国人有大聪明和小聪明。我一天到晚给我太太骂，笨啊什么的，路又不认识了，今天吃了什么东西明天就不记得了。你看什么叫聪明？换句话呢，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小聪明的。
航运界：这些年来您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要写书、赠书，您感觉效果如何？
杨良宜：我觉得很失望，我写了十几二十本书。虽然有个别人呢，看了以后觉得收获很大，认为自己可以跟洋人去争一争，比方说大连海事大学的初北平教授。可是国内没人鼓励，只靠一两个人是很难推动的。大连海事大学和法律出版社的记录都很清楚，一半以上的书是我送的，等于我不送呢，（他们）就跟家没人买。
航运界：我们喜欢看您的书，其实重要的一点是您的行文方式让人感觉很舒服，不像教科书那样死板。但学校推荐完您的书之后，上课依然不会去讲。
杨良宜：这就是我说的国内没有这个风气。甚至有人说，学法律有什么用呢？你看现在世界上做生意还是英国法那一套。中国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多了。不过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前途是很好了，但我还是很担心，很有危机感的。我对中国从来不讲好话，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嘛。中国现在有了点钱，外面就有很多人在盯着。你也不能说西方人良心都坏掉了，因为商场就是战场，换句话钱在那放着随便拿你不要吗？
航运界：以您现在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这么拼命做下去，是否值得？
杨良宜：这个没有值得不值得。只要我还能动，工作就还要做下去。一般来讲，国内规模大一点的讲座只要请我，我都会优先考虑。
航运界：您是海事仲裁员，那么我不可避免的要提一提中国船厂在伦敦仲裁大量败诉的事情。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解决？
杨良宜：原因很简单：法盲。不懂法，自然会输官司。建议就是学习英国法。关键是要走对路。方向对了，中国会在二三十年内强大起来，如果走错路就很难讲了。
航运界：您曾经说过，中国《海商法》仅在亚洲领先还不行，要世界领先才可以。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经启动了对《海商法》的修改，您觉得我国的海商法应该怎么改才能领先于世界？此外，2015年第十九届国际海事仲裁员大会就要在上海召开，你对此有什么期待？
杨良宜：期待不期待，最主要还是要看人才。没有人才，法律怎么改都没用。开会也只是一个形式——当然，会场肯定是要选择在各方面都比较发达的地方了。
等中国有了大量人才，人家就不必去找英国人美国人，可以直接找中国人商量对策了。
航运界：那么您觉得法律人才的培养要遵循什么，具体到海商法上呢？
杨良宜：要形成一套体制了。就像新加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学法律，不通过就没法毕业。我们国家要从上到下定好制度的话，年轻人就会拼命学。时间久了，就会有成效。
我看到很多国内海商法学生，大概90%以上的时间都在学英语。语言不是问题，英语只是工具而已。你大学里英语再怎么努力，也没有英国的小学生讲得好，人家是mother tone。换句话呢，还是首先要培养思维，还有教育政策。另外，跟谁学同样重要。国内很少有年轻人有机会到国外的律所去工作。其实只要能在国外的律所里面跟两三个案子，你的思维就会有很大提高。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与杨先生的对话暂告一段落。虽然时间并不长，但言语之中，还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杨先生对海商法事业和教育事业的执着与奉献。